据了解，2022年《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召开一年来，中国湿地保护工作在筑牢湿地生态安全底线、推进实施湿地保护法、保护修复重要湿地生态系统、探索湿地生态价值实现途径、参与和引领全球湿地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汪文斌说，艾尔达芙拉光伏电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光伏电站，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绿色能源领域重要项目。一列列光伏组件，组成了阿布扎比沙漠上的能源绿洲。
汪文斌说：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即将举行请问中方对大会举办有何期待?汪文斌表示，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COP28)将于本月底举行，会议将进行《巴黎协定》生效后首次全球盘点，具有重要阶段性意义。中方高度赞赏阿联酋作为大会主席国，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的引领作用。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将于今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COP28)。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28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
中方将同各方一道，支持阿联酋发挥大会主席国作用，以全球盘点为契机，聚焦落实行动，强化支持手段，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应邀赴阿出席COP28世界气候行动峰会推进大气污染治理设备节能降耗，提高设备自动化、智能化运行水平。
优化稻田水分灌溉管理，推广优良品种和绿色高效栽培技术。推进农村能源消费升级，有序推进农村地区清洁取暖除此之外，还要分布式的能源系统，因为可再生能源更加具有分布式的特点，不能完全都要靠大电网来解决问题。我们希望终端用能要电气化，发电端也要使化石能源不断减少，甚至将来退出来。
但从目前来看，即使是公正的能源转型，都没有完全的成功，在一些项目上还是成功了，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要把公正转型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上，还有很长的路。这样就能照顾到依赖重要的化石能源的生产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这些国家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有多少排放空间能够分配。中国的双碳目标与此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对此，中国会呼应秘书长的呼吁，第三度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吗?王毅：我们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基本上都是基于规则，就是《巴黎协定》以及之后一系列的国际协定，包括格拉斯哥气候协议、沙姆沙伊赫实施行动方案，也许这次COP28还会产生新的决议。在上个月刚刚通过的中美之间阳光之乡(Sunnylands Statement)合作协议当中也有两处明确提到化石能源，一是要加快煤、油和气发电的替代，不是全部的替代，只是说用煤油气发电的层面要减少，没有涉及到煤化工、石油化工作为材料的运用，因为材料运用可以把这些碳直接变到材料里来，就把碳固定下来了。所谓资金的介入就是2009年发达国家承诺每年拿出一千亿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但到现在为止，十几年过去了，也没有实现这一千亿。
当然，现在这些对损失损害基金承诺的资金说实话还是太少了，才几亿，只是比较早期的捐款，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那么根据国际协议，中国每五年也应该去更新自己的NDC(国家自主贡献)，在未来的五年、到2025年，中国仍然要更新，所以它是制度安排所决定的，不是由于其他压力，特别是要根据这次的全球盘点来考虑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怎么去更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从总体评价来讲，应该比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这种分配往下走的话就很难走下去。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理说是没有出资的义务的。比如，在阿联酋，中国在这儿建设的光热电站是全球最大的光热电站。
问：中国在2020年更新和强化了2015年确定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但是我们也发现，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到现在进行的种种谈判，好像进展总是很困难，落实往往我们也不得而知。
所以我们根据各个国家的能力来推进。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包括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发展，我们都做了很多具体的项目。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斯蒂尔说，现在全球盘点的文本还不是很理想，只是一堆愿望清单，而且很多都是故作姿态、纸上谈兵。所以转型过程当中需要更多的商业模式、更好的技术支持和更好的资金的匹配，也同样要有更好的管理措施。还有电网未来的需求侧，它也是智慧能源的系统。因为之前在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中就提出了这一点，对没有采取减碳措施的煤电要逐步削减;特别是对无效的化石能源补贴，要逐渐摆脱掉。
所以它更多的是建立在路线图或者情景设计、曲线设计上，而并不是涉及到很多具体的行动，基本上都还是模型测算。而且这是一个上百年、甚至更长的事业，所以也不要太希望一年的会议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我们希望一步一步，最后能够形成一个面向目标的系统驱动力，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政治和经济干扰，包括地缘政治上的干扰。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并且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会考虑对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哪些支持，包括会提供这样的资金支持吗?王毅：这一次的COP28在第一天通过了损失和损害基金的决定，这也是源于主席国做了重大的努力。比如，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只有3.8吨标准煤。
只有建立这个新的系统，实现这种系统的转型，才可能使得化石能源逐步减少，甚至将来要退出来。中国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南南合作，通过绿色的一带一路建设，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损失损害的问题。
能力、标准、人民的认识能力都不足，特别是在消费这个层面，发达国家的物质已经极大丰富了，可能已经进入一个消费社会，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正在从一个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所以现在发达国家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做了很多工作，比如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公正能源转型联盟，比如在越南、印尼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在短期内要想实现这种可能的情景，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困难。第二周，主要是阐述现存的很多问题，大家都希望把最重要的需求都拿出来，如此一来，各个国家的冲突就比较多。
问：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核心的层面是哪些?王毅：中国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中国的战略是统筹国内国外需求两个大局的重大的战略决策。比如说屋顶光伏都可以自给自足，然后同时跟电网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沟通，能够把电来回交换。
现在要考虑更大的范围，不光是煤，还有石油和天然气。要从这么一个全球的层面的差距落实到现有的行动上、现有的路线图上，再落实到各个国家，实际上中间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二是希望能够提出一个明确的能源的转型信号，这个转型信号也包括可再生能源，包括煤、油、气。那如何去加快进程?另外提高能力也是如此，比如中国要实现双碳，但很多人都不理解什么叫双碳，对于碳汇的测算也不清楚，数据体系也没有建立，现有的法律体系也不完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呢?王毅：因为全球盘点也是由不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衔的科学家和官员在现有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通过圆桌会谈和世界咖啡馆的方式，一起就行动跟目标之间存在哪些差距达成一个相对的共识。我们需要画出一条比较好的路线图，需要逐步地转变。即使今年有可能实现，但我们也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并且还要明确钱都用在哪儿，应该更加透明。所以不一定是齐步走，有些城市可能要晚点达峰。
那么是不是在这种系统性的转型过程当中会相比较一些发达国家来说，包袱会少一些，所以更能有一种后发优势、迎头赶上呢?王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一些跨越性的发展技术，但是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差距是综合性的，并不是说进行技术选择就结束了。所以中国为了要提高大城市，包括全国的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特别是应对大的灾害的能力，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批了一万亿元，分两年时间，来提高我们的能力。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所以大家都需要提高雄心，同时要有找到务实行动的路径和替代解决方案，而且这种方案必须是系统性的。除了地区差距、能源禀赋的差距，还有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能源转型差距，就是我们要做到更加公平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有一个目标、一个政策来解决所有问题。
刚才我们说到发达发达国家提供一千亿美元资金，一定要解决，还要考虑2025年之后的捐资方式，要使更多的公共资金纳入进来。问：上一届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上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启动了公正能源转型工作方案。
